世界各國抨擊中共「民族團結法」：最不團結的政權，才需要把團結寫成法律

一部以「團結」為名的政權安全法

中國 2026 年 7 月 1 日施行《民族團結進步促進法》，北京宣稱這部法是為了促進民族團結、推動共同發展。台灣、美國、歐洲、澳洲、英國、聯合國人權專家與國際人權團體卻有另一種判斷：這是一套以「民族團結」包裝的政權安全架構。

語言、教育、家庭、媒體、宗教、台灣與境外言論，都被納入中共定義的「中華民族共同體」之下。第 1 條明定立法目的包括「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第 2 條規定民族團結進步事業必須堅持中國共產黨全面領導；這部法從第一條起就帶有高度政治性，不是一般保障族群平等或文化的立法。

歷史一再提醒，獨裁政權最常掛在嘴邊的，往往不是鎮壓，而是團結、共同體、國家統一與人民意志。蘇聯以多民族團結包裝中央集權，讓民族差異服從黨國中心；納粹在德國以「人民共同體」塑造服從，把政權認定不屬於共同體的人排除在外；義大利法西斯政權則以國家整合之名，推動語言、地名、教育與文化的同化。這些例子指向同一個警訊：一旦政權可以決定誰才算「人民」、什麼才叫「團結」，法律就可能從保障人民的工具，變成審查、改造與排除人民的武器。

中共這部法的危險與怯懦，在於把 20 世紀威權統治的老手法，搬進 21 世紀的國安、網路與跨境治理架構：少數民族同化、政治忠誠教育、對台統戰、威嚇境外言論與跨國鎮壓，全被整合進同一部法律。

歐洲議會已通過決議，要求中國廢止該法；美國國會跨黨派議員發表聲明；澳洲政府向北京與聯合國人權理事會表達關切；英國支持聯合國人權高專評估該法對少數族群與宗教群體的影響；台灣則從主權、安全與跨國鎮壓的角度提出反制。這些反應顯示，北京是把內部同化政策與外部長臂管轄，包裝成一部「團結」法律。

從學校、家庭到網路：政治忠誠被制度化

這部法不只要求少數民族接受「中華民族共同體」敘事，也把社會的每個環節都納入宣傳與監督體系。第 15 條要求全面推廣國家通用語言文字，並規定學校及其他教育機構以國家通用語言文字作為基本教育教學用語用字。第 16 條要求把「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貫穿教育全過程。第 19 條要求新聞媒體、出版單位與網路服務提供者宣傳相關內容。第 20 條甚至要求父母教育未成年人「熱愛中國共產黨」。

這樣的制度設計，已超出一般教育或族群政策的範圍。學校、家庭、媒體、網路平台與地方治理體系，全都成了執行中共民族敘事的單位。少數民族的語言與文化，可能在行政體系中逐步被邊緣化；一般公民參與社會，可能要以政治忠誠為前提；學者、媒體與公民團體則要面對模糊的罪名，當局將有選擇性執法的空間。人權觀察（Human Rights Watch）在草案階段就指出，這類框架可能讓既有的鎮壓合理化，加深對少數民族的同化與意識形態控制，並延伸到中國境外。

台灣被寫入法條：統戰敘事變成法律語言

這部法也直接牽動台灣。第 21 條把兩岸交流、融合發展與台灣人的民族認同納入法律架構，要求增進「台灣同胞」對中華民族的歸屬感、認同感與榮譽感，並強化「同屬中華民族、同是中國人」的認識。這等於把中共的對台統戰敘事寫進法律，文化交流、兩岸往來與國族認同，都被放進北京主導的政治框架。

台灣外交部已嚴正反對，指出中華人民共和國法律對台灣不具拘束力，批評北京企圖透過國內法進行長臂管轄與跨國鎮壓，威脅台灣與其他國家人民。聲明也特別點出，法條中「破壞民族團結」「製造民族分裂」「不利民族團結進步」等概念欠缺明確定義，將讓中國執法機關得以恣意解釋，進一步迫使民眾自我審查。

中共把台灣放進「民族團結」語境，等於把台灣人的民主選擇、主體意識與國際參與，改寫成北京可以審查的「民族問題」。台灣警惕的不只是條文本身，還有北京日後可能把這些概念套用到旅行、商務往來、學術交流、媒體評論與國際倡議上。

第 63 條：把中國的內部恐懼輸出到境外

國際最關切的是第 63 條。該條規定，境外組織和個人若對中國實施破壞民族團結進步、製造民族分裂等行為，將「依法追究法律責任」。這是整部法外溢效果最強的條文，外國學者、記者、NGO、智庫研究員、海外少數民族倡議者、台灣政治人物與企業，都可能成為中國以法律威嚇的對象。

北京的辯解反而凸顯了問題。中國司法部官員稱相關條款遭西方媒體「歪曲誤讀」，並主張對境外適用是「正當、合法、必要、可行」的主權行使。據路透社報導，中方宣稱有權依這部法針對境外人士。

依民主法治的標準，中國可以在境內制定法律，卻不能要求外國公民、外國機構或台灣人民接受中共對民族、國家與歷史的定義。「破壞民族團結」既然沒有明確的界線，研究新疆再教育營、西藏宗教自由、內蒙古語言教育、香港國安法或台灣主權，都可能被北京視為政治風險。法律越模糊，執法者的解釋空間就越大，境外人士也會提早開始自我審查。

民主國家的反應：問題已超出中國內政

各方之中，歐洲議會施加的制度壓力最大：2026 年 4 月通過決議，要求中國廢止這部法，批評該法鼓勵同化政策，限制文化、宗教與語言自由，並違反中國的國際法義務；決議也要求成員國暫停與中國的引渡條約，並呼籲對相關責任官員實施全球人權制裁。

美國國會跨黨派議員則把焦點放在「跨國鎮壓」。參議院外交委員會主席 Jim Risch、首席民主黨議員 Jeanne Shaheen 與兩名眾議員發表聯合聲明指出，中共長期剝奪藏人、維吾爾人、蒙古人等少數民族的自決權；這部法把北京抹除宗教、文化與語言的政策法律化，並可能賦予北京「近乎無限的權力」，追訴境外批評者。

澳洲則是外交交涉與國內權利保障雙管齊下。外交貿易部表示，已直接向中國表達關切，也在聯合國人權理事會提出這個問題。澳洲政府關切這部法對人權的影響，尤其是可能限制中國境外人士的權利與自由；澳方也強調，澳洲境內所有人都受澳洲法律保護，享有澳洲的政治自由。

英國的措辭較審慎，但同樣把這部法放在新疆、西藏與少數民族權利的脈絡下。英國人權大使在聯合國人權理事會表示，中國仍未落實聯合國新疆人權評估的建議，新疆與西藏的人權侵害仍在持續；英國也支持聯合國人權高專評估該法對民族與宗教少數群體的影響。

人權團體的批評：所謂團結，是強制同化的包裝

聯合國人權專家也已發出警訊。據國際人權服務社整理，8 名聯合國人權專家 2026 年 4 月致函中國政府，關切這部法可能嚴重限制社會與文化權利，並牴觸中國已批准、具約束力的《經濟、社會及文化權利國際公約》與《兒童權利公約》。

國際特赦組織的批評相當直接、強烈，指出這部法將進一步鞏固對少數民族的同化，尤其衝擊維吾爾人、藏人與蒙古人。該組織亞太副區域主任 Sarah Brooks 表示，北京本應保護少數民族文化，這部法卻要求少數民族接受由國家定義、由漢文化主導的單一國族身分。

這些批評並不是質疑族群和睦本身，也不否定多民族國家治理的正當性，而是指出中共把「團結」定義為服從，把「進步」定義為同化，把「共同體」定義為接受黨國敘事。少數民族保存語言、宗教與文化的努力，一旦都可能被視為「分裂」或受「境外勢力」影響，法律就不再保障多元，反而開始消滅多元。

政策意涵：民主國家需要建立主權防火牆

這部法對民主國家的挑戰，不只在人權，也在主權。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將跨國鎮壓定義為威權政府跨越國境騷擾、威脅、綁架、攻擊海外批評者，或迫使他們噤聲；該組織 2026 年的報告記錄，2025 年全球新增 126 起直接、實體的跨國鎮壓事件，資料庫自 2014 至 2025 年累計 1,375 起。

中國早已是跨國鎮壓的重要來源國。自由之家的中國個案研究指出，北京的跨國鎮壓遍及多國，包括對海外社群的數位恐嚇，以及「獵狐」等行動。

因此，各國不宜只把《民族團結進步促進法》當成中國內部的民族政策。這部法同時具有五種性質：少數民族同化法、意識形態教育法、台灣統戰法、境外言論威嚇法，以及跨國鎮壓法。民主國家若低估其外溢效應，中國將更容易以法律為名，要求外國機構、平台、學校、企業與個人配合北京自我審查。

各國如何應對：從譴責走向實質制度反制

民主國家可以採取的政策工具，已經在歐洲、澳洲、美國與台灣的反應中浮現。

第一，公開拒絕承認中國法律的境外效力。各國政府應明確宣示，中國國內法不能凌駕本國憲法、司法制度與言論自由保障；澳洲強調境內所有人都受澳洲法律保護，就是這道防線最基本的形式。

第二，檢討與中國的引渡、司法互助與移民遣返安排。歐洲議會要求暫停與中國的引渡條約，反映的正是這個風險：民主國家與中國的司法合作若過於寬鬆，北京就可能把模糊的政治罪名，變成跨境追捕的工具。

第三，建立跨國鎮壓的通報與保護機制。台灣成立跨機關協處平台，是因應中國法律戰與跨境威嚇的必要起點；其他民主國家也應在警政、情報、移民、校園安全與社群服務中，為海外少數民族、香港人、台灣人與中國異議人士建立保護流程。

第四，保護校園與智庫的研究自由。第 63 條最容易造成寒蟬效應的地方，就是大學、研究機構、媒體與企業。各國應要求學術機構公開揭露來自中國政府、統戰系統與相關基金會的資金及其影響，並為受威脅的研究人員提供法律協助與安全通報管道。

第五，運用人權制裁與簽證限制。官員、統戰組織或代理人網絡若在海外威脅、跟蹤、恐嚇、逼迫撤文或施壓家屬，民主國家應動用全球人權制裁、入境限制、資產凍結與執法合作，讓對方付出具體代價。

第六，針對旅遊、商務與學術交流發布風險警示。這部法讓台灣人、海外藏人、維吾爾人、蒙古人、香港人、中國異議人士與研究中國人權議題的人，在入境、轉機、洽商與探親時都可能面臨風險。風險警示不應只是外交公告，而應寫進大學、企業、媒體與 NGO 的實務手冊。

結論：中共最怕的不是分裂，而是人民不再接受北京定義的團結

穩定的國家，不需要用法律要求父母、老師、記者、宗教人士、企業、網路平台與境外人士共同維護政權敘事。有凝聚力的社會，也不會把語言、信仰、文化記憶、台灣主體性與海外批評，全部視為需要管控的安全風險。

《民族團結進步促進法》暴露的是中共的不安全感。北京越強調團結，越顯示中共無法靠自由、尊嚴與信任凝聚社會；越要求世界接受「中華民族共同體」敘事，越顯示中國正在把內部的恐懼輸出到境外。

台灣、美國國會、歐洲議會、澳洲、英國、聯合國人權專家與國際人權團體相繼提出警告，是因為這部法已成為中共把同化、統戰與跨國鎮壓制度化的新工具。民主國家的回應不能停在譴責，而要透過法律、外交、制裁、校園保護、社群安全與主權防火牆，清楚告訴北京：中國可以把恐懼寫進自己的法律，但不能把世界變成中共法律的執行現場。